半岛彩票:周勇：国外治霾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党的以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大气污染宣战，接连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空气质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但目前，大气污染防治仍有老问题与新挑战并存，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结合10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与核心问题，梳理并分析了国外治霾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现将发表在《张江科技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分转发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从2003年开始进行脱硫除尘，主要是借鉴英国伦敦煤烟型雾霾的教训，及早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出现雾霾问题，这一时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煤炭消费量快速增长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一预防性措施，中国的酸雨和烟尘污染会迅速增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雾霾治理方面，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2008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卡诺瓦河谷一个电厂所在河谷在大气静稳状态下多次出现雾霾。尽管开始时电厂竭力否认，但在该州环保部门的飞行跟踪、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等证据下，最后电厂不得不接受环保部门的结论。造成该河谷雾霾的原因是，一台静电除尘设备因老化而效率下降（导致颗粒物排放增加），所有三台机组的三氧化硫排放远高于设计水平，也有一次是因为技术措施需要而人为注入三氧化硫。
其实，在2008年该电厂几次雾霾事件发生的几年前，电厂早就对氨法脱硝改造后会造成三氧化硫增加而有可能导致雾霾做出了正确判断，并指出需要增加相关处理措施。该电厂对症下药进行整改后，周边再没有出现过有关雾霾的投诉和相关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雾霾发生时，该电厂脱硫设施还没有竣工，远没有中国大规模湿法脱硫产生的水溶性盐、三氧化硫、水汽低空排放、脱硝氨多途径逃逸及氮氧化物减少，最终因硝酸增多等众多因素复合导致大范围持续雾霾大暴发的问题。有人做过计算，华北平原遍布城乡各地的各种烟煤烟气设施，在湿法脱硫脱硝后产生的三氧化硫等数量可观，已经具备导致雾霾大面积发生的部分条件。低空水汽过量排放造就了雾霾形成的人工气象条件，氨逃逸实时匹配了盐霾所需的碱性物质。该电厂仅仅是除尘和脱硝过程中出现三氧化硫较多的问题，就能够导致其所在河谷在适合的气象条件形成雾霾。
洛杉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型雾霾事件，是由未经处理的机动车燃油燃烧造成的。在机动车较少的区域，问题不大，但在一些特殊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和有质量问题的机动车燃油的燃烧就造成了洛杉矶大范围的大气污染。负主要责任的炼油企业极力否认，致使早该确认的致霾原因拖了好几年。
中国始于2013年突然暴发的雾霾，席卷半个中国，每年频发并持续至今。尽管重霾天数下降，但轻霾的天数仍然很多。长达10年的雾霾治理过程，迟迟达不到遏制雾霾的效果，让人们怀疑存在类似洛杉矶的情况，妨碍了高效准确地找到雾霾大暴发的真正原因。
在经过若干年的环境治理和各种监测设备的科技进步后，企业都采用符合环保标准的烟气治理设施。因此，二次污染或次生污染的责任不应该由烟气排放企业承担。那么，是不是烟气治理设施和技术方案存在缺陷呢？答案是肯定的。
曾经工业发达且快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环保运动是不可忽视的动因。在国内外多重压力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环保成了巴西政客的政绩。巴西政府相继出台了堪称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案，政府的环境部门拥有极高的权力，可以以环保为由，任意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个人的命运。例如，一个企业工程项目甚至是投资产业都必须花几年的时间申请环保部颁发的《先期许可证》《动工许可证》《运营许可证》，否则，就算再利国利民的项目也不能动土。又如，每家大中型企业都必须有环保官员常驻，其对企业发展有至高无上的一票否决权。再如，巴西法律甚至规定在雨林的路边采野果和摆烧烤摊也是犯罪，一旦被环保执法队抓住就要面临牢狱之灾。当然，除此之外还有“热心”的民间组织，他们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大型工地里，靠长年累月刷存在感。
由于工业毫无进展，巴西的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依靠卖资源维持。当然，巴西的环保成了政客口中津津乐道的政绩，似乎有了环保就可以掩盖其他的一切问题。此后，巴西发展的主动权根本就不在自己手里，大宗商品价格好一点就发展一点，价格差一点就衰退一点，一个50年前就临近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却怎么都跨不过这道门槛。
中国与巴西本质上完全不同，中国有与人民利益完全一致的中国党的坚强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重，实现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都在很好地落实。但是，在现象层面和技术层面，巴西遇到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高度警惕。
20世纪90年代，南非曾经距离发达国家很近。然而，不到20年的时间，贫穷、祸乱已经像瘟疫一样缠上了这个国家。
90年代，眼见南非的工业技术不断发展，于是西方国际环保组织找上门去，表示南非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应该注意保护环境，否则容易暴发雾霾，不利于身体健康，各种新闻报道也对此进行渲染。为此，西方国家向南非建议“去工业化治理”，即在政策上不再优待制造业，如税收、等均不再对制造业进行减免、补偿等，并推行严苛的环保法案，如罚款无上限等，以达到节能减排、治理污染的目的。
然而，这种治理方式最终被证明无异于。南非的工业企业倒闭了一大批，与此同时，西方外资企业以白菜一般的价格收购了这些破产的企业。经济下滑的南非为了“招商引资”，特别允许外资企业只要来南非投资就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不用接受环境影响评估、不需要接受环保罚款等。于是短短几年间，南非的产业就全部从本土人手中转移到了西方人手中。随着资产的顺利转移，西方媒体早就停止了对南非环境保护的攻击。即便今天的南非依然饱受雾霾的侵扰，但媒体已经不再关注，饿着肚子的南非人民也无暇顾及雾霾问题了。
中国与南非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还是因为有中国党的坚强领导。但是，我们遇到的来自外部的攻击和“劝导”是一样的，在一些技术措施上也趋雷同，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周勇，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L）访问学者、客座资深科学家（2013—2020年），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曾任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兼任山东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指标研究会理事等。长期从事科技智库和软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发展及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经济协同、科技与创新战略及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