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彩票:835 美国空军与第二次抵消战略（上）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全文共5470字，配图8幅，阅读需要14分钟， 2022年5月16日首发，2023年5月25日重发。
图1.“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地勤人员正在安装导引头，之后组装好的制导炸弹将挂到背景中的F-111战斗机上
上世纪70至80年代，数量庞大的苏联坦克、军队、喷气式飞机和舰艇让美国的国防领导者们感到不安。他们并不追求与人在冷战期间日益增长的数量优势平起平坐，因此他们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路来震慑苏联。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采取的方式是用一边倒的核力量来抵消苏联压倒性的常规军力。尽管如此，随着苏联在70年代初大致获得了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美国选择使用核武器的效用被削弱了。常规军力不对等的幽灵再次出现了，即：西方无法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抵挡住苏联的常规力量。直到此时，美国才意识到它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抵消苏联庞大的常规力量优势——比如坦克。
在此背景下，便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尽管美国无力担负起一场在坦克数量方面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军备竞赛，但它可以部署数量较少或战斗力极强的高质量武器装备、领先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理念。这是一场质量对数量的战争。
这一切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它常常被笼罩在针对美苏核战略的宏大辩论的阴影之下。而且，美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收获到第二次抵消战略的硕果。
这个不算广为人知的战略在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等多位总统执政时期曾数次在世人面前展露过其锋芒，并最终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精确打击”。根据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说法，第二次抵消战略中一些最深刻的领域均出自美国空军。
当苏联部署了令人恐惧的新型SS-19核导弹（这款导弹可携带多枚独立瞄准的再入式弹头，即MIRV）后，对第二次抵消战略的需求开始变得急迫起来。美国的领导者们意识到，苏联的战略核均势甚至潜在的核优势可能会创造一个脆弱的“窗口期”，这一窗口期可以让莫斯科方面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掌控国际。
这一理论最出名的鼓吹者是尤金·罗斯托夫（Eugene V. Rostow）和保罗·尼泽（Paul H. Nitze）。他们于1976年成立了“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他们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游移不定，那么我们在整体军力方面将变得低苏联一等。”“到那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被孤立了，并面临源源不断的来自苏联的压力，这些压力将得到苏联压倒性的优势军力的支撑。”
1976年，苏联人部署了其首款机动式战区核导弹SS-20。1978年，苏联对美国的核优势达到了顶点：这一年苏联的核弹头总量达到了25393枚，首次超越美国（24243枚）。人自1974年以来已经增加了8000多枚核弹头。西方的担忧是，倘若苏联人拥有了核优势，那么他们就会有意愿来冒险向北约发起常规进攻。
图4.苏联SS-20“军刀”机动式地对地弹道导弹，这是苏联第一种采用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哈罗德·布朗在其著作《星条旗之安全》（Star Spangled Security）一书中回忆说：“苏联军事在他们的条令文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可以在欧洲赢得一场‘闪电战’式的胜利。”布朗在1965至1969年间担任美国空军部长，1977至1981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用超级火力提升北约的常规军力以粉碎华约的地面进攻成了头等大事。特别的，这意味着发展能够搜索、定位并摧毁一线苏军部队的力量，同时在苏军的后续梯队试图突入西德境内时对其予以打击。
第二次抵消战略寻求能够进行精确攻击的先进技术，旨在让北约抵消苏联在坦克和其他常规力量上的巨大数量优势，并将其削弱到可以在战役中应对的水平。
“我们并不认为单凭自己的战区核力量便会打败一场苏联在欧洲发动的决心坚定的进攻，我们主要依靠常规部队来慑止常规进攻”，布朗在1980年这样对国会说道。“例证之一就是，我们绝不允许这样一种态势出现，即：苏联人的SS-20导弹和‘逆火’轰炸机能够阻断并摧毁我军战役预备队的队型与机动，同时我们还无法威胁对应的苏军部队。”为了威胁那些苏军部队，美国需要对苏军的防空和地面部队目标发起迅速的精确打击。
空军人员被要求做到这一点已经有十多年了。布朗将其归功于美国空军的“1963年项目展望”（1963 Project Forecast），这份文件得到了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A. Schriever）将军的指导。该文件也被视为精确打击的起源。施里弗将军最的建议之一就是集中精力研究“零圆概率偏差”（0 CEP）的问题。
根据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A. MacKenzie）在其著作《为了精度：核导弹制导系统发展史》（Inventing Accurac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中引用的说法，早期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民兵Ⅰ”）的圆概率偏差为1.3至1.7英里（约2.1至2.7千米）。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下，精度较差的洲际弹道导弹可用于打击敌人的城市，而要想开展可信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话，就必须让导弹的精度高到足以直接命中苏联的军事目标。
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中，布朗写道：“从上述理念提出开始，后面的好几代精度越来越高的武器都被称为‘精确制导弹药’。”
当然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原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进液浮陀螺仪和其他惯性导航元件上，现在不得不转向利用光电、激光以及后来的全球定位系统来提升精度。
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空军对精度的追求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精确打击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72年美国空军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北越境内的清化大桥。在871次不成功的空袭之后，这次空袭的成功证实了激光制导的价值。
在辅助制导的早期岁月里，F-4“鬼怪”战斗机使用的是光电制导炸弹，炸弹上安装有一台电视摄像机，可以向飞机上的武器系统军官传送图像。武器系统军官可以通过调整图像的对比度来选中目标，并将选定的目标回传给炸弹，炸弹便会自己飞向目标。激光制导炸弹更先进：它可以循着照射到目标上的低功率激光束（激光束是从战斗机挂载的吊舱中发射的，由飞机机组人员操纵）飞向目标。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这两种武器系统都能可靠地工作。
尽管如此，要想抵消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需要更高的精度。“圣杯”（Holy Grail）是一个攻击移动中的苏联坦克（特别是后方梯队中的坦克）的项目。在理想的情况下，系统无论是在夜间还是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都应正常地发挥作用。
1973年，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开展了所谓的“远程研究和发展规划项目”，旨在为总统和联合部队提供更好的工具以应对华约的进攻。这一切是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在2015年1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
相关的抵消策略围绕着一个“作战”的理念进行了整合。第一步是精确地跟踪运动中的坦克和其他机械化车辆；第二步是研发能够精确地命中小目标的弹药；第三步是集中精力研究投放弹药的方式——无论是从地面上发射还是通过飞机投放。相应地，投放这些弹药的飞机需要装备防区外导弹，或者是突防到离目标很近的空中——尤其是针对运动中的装甲目标而言。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在1978年作证说：“我们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这些能力：无论何时都能看到战场上所有的高价值目标；对我们能够看到的任何目标都能进行直接打击；对我们能够打击的任何目标都能确保摧毁。”
只有在系统融合的细致工作之后才会出现这一切，这也是第二次抵消战略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例。